20世紀以來，全球形勢風云激蕩。兩次世界大戰重構世界格局，西方資本主義歷經危機和發展，世界社會主義走過高潮和低谷，中華民族由近代的衰落走向改革開放后的繁榮富強。中國現在已經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GDP已經相當于美國的67%。

正在此時，世界格局再次迎來大變局和大調整，新世界的崛起正在向舊世界的桎梏發起挑戰。未來幾年，中國的經濟社會環境會發生怎樣的變遷？相應的投資格局會有怎樣的轉變，又會出現哪些新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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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進入“縱向提升時代”

這個“變局”既包括人類社會性層面的變局，也包括世界現有格局下國家地緣政治、經濟貿易、產業布局、金融等方面此消彼長的變局，還體現在我們國內產業結構、人口結構、消費行為、金融監管等方面的變化。

▲圖片來源|The Big Picture in a Tiny Nutshell 溯元育新翻譯制圖

“變”意味著和以前不一樣，變化中孕育著“危”與“機”，適應變化的就是“機”，不適應變化的則是“危”。

正是因為變化，在談及宏觀研究和投資策略時，我們都要以動態的視角來做判斷。我們需要客觀地看待“變化”，做出“趨利避害”的選擇，“趨利”就是要看清結構性的機會，“避害”就是要盡量避免系統性風險和特殊風險的傷害。

不過系統性風險并不是很好規避，比如社會上發生大規模的通脹，除非資產配置國際化并且資本進出相對自由，否則都很難不遭受系統性風險帶來的損失；但是特殊風險確是我們可以盡量避免的。

宏觀環境的變化中，我們迎來了“縱向提升時代”，新產品、新模式、新技術、新品牌文化等層出不窮。金融從業者更要深度思考變化的性質、特征和方向，這對于做出正確的投資決策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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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政策轉向解決中長期發展問題

過去一年多，我們宏觀政策是針對疫情的短期對沖邏輯。要在很短的時間里控制住疫情，并且從金融政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等方面都做了積極引導，政策的首要目標是防范疫情、保就業、保民生、保市場主體。隨著疫苗的推出，在科學防控和大數據支持的有效管控下，疫情防控成為常態化，政策邏輯也發生轉向。

2021年是經濟經歷“過山車”式沖高后，向新均衡中樞回歸的過渡之年。宏觀政策也從疫情時短期對沖邏輯，轉向中長期問題與紅利型邏輯，要尋求包括金融、產業、民生、環境等各個維度重大問題的解決辦法，同時要去發掘新的增長紅利。政策關注重點逐漸轉向新發展格局與高質量發展，包括解決人口、科技創新、平衡發展問題，更聚焦十四五規劃和2035遠景目標實現問題。

2021年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相比4月30日而言，政策目標既要穩增長，又要調結構，還要控制新增債務，而符合這三個條件的領域主要是科技創新、補鏈強鏈專項行動、特精專新中小企業、碳中和先立后破，以及就業與民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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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配置邏輯與主題投資策略需重新審視

對于投資者而言，這無疑是值得慶幸的時代，經濟快速發展、財富得到迅速積累、科技日新月異、生活水平得到不斷提高；但這也是充滿不確定的時代，不管愿不愿意，接不接受，我們的投資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變革。

碳中和成為重要的中長期主題。習總書記承諾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意味著再過10年碳排放達到峰值，再過40年實現碳排放零增長。基于目前能源結構還是以化石能源為主，我們工業化進程還處于早期階段，技術水平還有待提升，碳排放還無法全部實現低成本治理。中國是全球第一大制造業大國，規模總量很大，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時間緊、任務重。

中國中小型制造業企業占比大，這些中小企業能源效率低，技術水平不高、經濟實力有限，節能減排的動力和能力不足。對碳排放的硬性要求，會沖擊這些中小企業，帶來的挑戰就是失業率上升、地方財政下降、金融機構和民間借貸不良率上升。反之，能源利用率高、技術水平先進、資金雄厚的企業，更容易治理碳排放，成為市場上競爭力更強的企業。

碳中和的背景下，帶來能源結構、工藝流程與技術應用的變革，以及終端電氣化改造。還會催生出更多新能源企業，如風能、太陽能、核能等，清潔能源企業相關上下游企業也會不斷涌現，還會涉及到能源的生產、傳輸和儲能體系等，從而帶動相關的設備生產、電池存儲、智能管網等產業的大發展。

2018年以來，中美關系螺旋式下降，改變了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國大的國際環境，導致資本市場不確定性顯著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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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首先體現在科技領域。以5G、人工智能、物聯網、遙感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領域，中國已經取得競爭優勢，美國感受到來自中國科技崛起的威脅，開始阻斷中國尖端科技和基礎研究，意圖抑制中國科技進步。除了將華為、中興等科技企業列入實體清單，還將這份“實體清單”擴大到中國多所大學，目的就是要盡可能阻斷中國的基礎研究。

應對美國對中國科技領域的限制，我們要做的是補鏈強鏈，包括“國產替代”與“特精專新”。國產替代主要涉及到信息產業，包括芯片、服務器、數據庫、電信基礎設施、網絡安全等，要盡快擺脫美國束縛，實現國產替代；專精特新是指，具有專業化、精細化、特色化、新穎化等四大特征的中小企業，集中表現為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等領域尚處發展早期的中小型企業。支持這些中小企業最高效的方式就是發展多層級的資本市場，讓市場在資金配置方面發揮出更大的作用。

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65歲以上的人口占比已達到13.5%，中國已經進入到深度老齡化的社會，預計2031年會進入到超級老齡化社會。

人口老齡化帶來三方面的巨大挑戰。一是更快變老，老齡化進程快于發達國家；二是未富先老，我國人均GDP僅達到世界平均水平就到了深度老齡化；三是基數巨大，65歲以上的老人已經達到1.9億，超過G7國家總和的1.6億。

▲數據來源|梁中華宏觀研究

長壽時代，人的壽命變長，人人都帶病生存。有統計學表明，我國65歲以后的醫療費用占一個人一生中醫療費用的70%以上，老年人的醫療費用是年輕人的4倍甚至更高。銀發浪潮帶來了銀發市場，醫療、養老等健康產業將成為社會的支柱性產業。

國際經驗顯示，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后，整個社會的消費結構將經歷大眾消費—品牌消費—簡約消費重大變革。

中國人均1萬美元GDP，消費結構從生存型的消費向發展型轉變，商品型的消費向服務型轉變，數量型的消費向質量型轉變。

我們國家的經濟縱深非常廣大，從西部到東部經濟差別很大，一部分發達城市，比如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可能已經步入品牌消費的時代。低線城市與廣大農村地區仍然是大眾消費或者是大眾消費向品牌消費升級的階段。

未來，我國將成為全球最大的商品消費市場，伴隨著品牌消費時代來臨，本土消費品牌有望崛起。

過去，宏觀經濟和資本市場非常受土地和利率這兩個因素影響。經濟結構變化后，宏觀經濟表現和資本市場走勢，有時候會出現背離。

即便宏觀環境不是很樂觀時，還是會有很多新產業的崛起，就像這幾年傳統汽車行業表現一般，但電動車方面，資本市場表現卻非常搶眼；反之，大家普遍覺得宏觀周期下受益的行業，反而表現平平，就像保險業，老齡化的到來應該利好保險行業，但是當前行業估值普遍較低。傳統行業和新興行業估值，存在極致的分化可能成為常態。資本市場投資邏輯和特征發生變化，導致新興產業投資難度進一步加大。

伴隨經濟增速回落、勞動力供給減少、資本相對充裕，成熟行業的資本回報率趨勢下行。傳統行業是債務融資的主體，是利率定價的核心，其資本回報率下行對利率頂部形成制約。

高凈值家庭資產管理的五大應對策略

投資就是投國運，順應時代大勢才能得到了豐厚的財富回報。個體的財富積累離不開時代的饋贈，就像90年代初的制造業、90年代末的互聯網和全球貿易、20世紀初的城鎮化，趕上這些風口的創業者和投資者，成了先富起來的那批人。同樣，未來的投資同樣要找對國家金融改革的方向和國家產業發展的方向。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的宏觀目標和政策作出調整。整個大環境發生了變化，高凈值家庭資產配置策略要做出哪些相應調整呢？

2015年，提出供給側改革，明確“三去一降一補”。這一年成為企業債務分水嶺，從產能過剩的行業開始爆發債務危機，到2021年已經開始出現國企的債務違約。債務風險從最脆弱的地方開始蔓延，并被逐級穿透。

信用風險高發、超長債供給不足、經濟結構轉型背景下，應該從根本上降低資產負債錯配的風險，更加重視權益類資產的戰略配置。

說到權益類資產，想到最多的可能是二級市場股票。其實，一級市場的私募股權基金更具成本優勢，有較高的性價比，能夠獲取更高收益，只是投資門檻較高。

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可以充分借助GP基金管理人的機構投資者優勢，基于專業研究與產業優勢，深度挖掘稀缺股權資產，并賦能企業快速發展，最終實現資本市場溢價退出。在此過程中，投資人LP可獲得投資成本、業績成長、估值溢價等多重收益。

當然，不只是一級市場私募股權，二級市場股票/基金投資也相對能實現上述投資效應，并能提高流動性。

A股市場持續震蕩，大小市值交替、行業輪動加快，資本市場周期性弱化，此時量化策略優勢更加明顯。量化投資用先進的數學模型替代人為的主觀判斷，極大減少投資者情緒波動的影響，避免在市場極度狂熱或悲觀的情況下做出非理性的投資決策。

量化投資的邏輯，不是通過一次交易或很短期的交易獲得大幅度的漲幅，而是通過日積月累、中高頻的交易，每次通過微小獲利，長時間下來也能以相對較小的波動獲得較高的正收益。

量化選股可以對全市場的全部股票做追蹤分析，基于數據統計規律，從成千上萬個因子中，尋找因子和股價變化之間的規律，從而對股價未來走勢進行預測。如當某個行業出現上漲趨勢，計算機會自動調增倉位。

截止到2020年底，全球前十的私募基金有八家都涉及量化策略，總規模達3.5萬億美元。量化策略的優勢，已經得到了市場的驗證。

過去20年，中國最好的投資機會圍繞房地產和互聯網兩個領域，在房住不炒、互聯網反壟斷等一些列政策下，過去的投資模式已經不可維系。當下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個過程中會發生產業結構、行業集中度、消費結構等一系列變化。

在經濟轉型中，同樣會面臨困難和挑戰，尤其是面對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國產替代是必經之路。未來20年，可以重點關注“國產替代”與“專精特新”硬科技領域的股權機會，如半導體、高端制造、軍工、新能源等。

另外，長壽時代環境下，醫療器械、創新藥、大健康等領域，既有消費屬性，又有科技屬性，這些領域的投資值得關注，尤其醫藥主題的FOF基金，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醫藥PE投資階段高估值的風險，而且具有較高的流動性。

今天的碳中和是對整個工業文明的顛覆，其中，清潔電力設備、電動車產業鏈、氫能源產業鏈等行業長期空間廣闊；同時，傳統化石能源領域的棕色資產未來可能面臨較大減值壓力；工業部門中，因為技術改造投入需求大，更加利好行業龍頭公司發展。

經濟結構轉型帶來市場特征變化，產業、賽道重要性更加凸顯，高凈值家庭與機構必須具備多元風格和策略化的投資能力。

世界在變，時代在變，投資格局也在變。這場變革中醞釀的破舊換新的洪流正在向我們席卷而來，雖然這可能讓很多人覺得并不適應，甚至無所適從，但正是因為變局中“危”與“機”此起彼伏，聰明人便能以“變”應“變”，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爭取到變化中的特別機會。